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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縣的邏輯真貧還是裝貧 銀行房屋二胎貸慶豐銀行享優貸貸款全省皆可處理>房貸二胎利息缺錢急用哪裡借錢

本文原載於廉政瞭望摘帽後的突圍文_本刊記者 王春要實惠還是要面子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在去年底公佈的國貧縣名單中“落榜”。“這意味著巴州區在未來10年內不會再進入國傢貧困縣行列。”巴州區扶貧移民局局長索國榮對記者說這句話時五味雜陳。巴州區自1997年作為老區脫貧的一面旗幟,就摘掉瞭國傢貧困縣的帽子。“榮譽是有瞭,但實惠少瞭。”巴州區一些幹部這樣認為,並列舉瞭一些數字來佐證自己的觀點。首先是農業人口多。“巴州區是以農業為主的縣區,人口在四川省的區縣裡排第3,農業人口多,而且沒什麼工業,準確地說,不應該是區,該屬於典型的農業縣。”巴州區前區委常委、副區長,現巴州區政協主席邵瑜告訴記者。而且巴州區地處川東北,十年九災,加之又是肺結核、碘缺乏病等地方病的多發區,因災因病返貧時有發生。“貧困人口的數字是在不斷變動的,並不是一成不變,脫瞭貧的也可能返貧。” 索國榮說。巴州區的本級財政也顯得很拮據。2010年的本級財政收入為1億元,2011年才達到2億元,全區的財政供養人口為2.5萬人,人均財政收入在四川省裡排在最後面。邵瑜剛卸任區委常委、副區長職務,之前他分管巴州區的扶貧工作。他認為,巴州區是特殊類型的貧困地區,因為它處於秦巴山區的腹心地帶,其周圍的都是國傢級貧困縣,在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裡面。“過去受政策的制約和偏僻的地理位置所限,導致瞭巴州區的貧困,基礎設施落後,多年來,沒有鐵路和高速,而在1993年整個巴中地區的硬化公路才30公裡。”而基礎設施太差,導致巴州區與外界的物流不暢通,談不上資金流和信息流,嚴重影響瞭巴州區的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完善瞭,外地的老板才願意來開發農業項目,如果道路不好,人傢根本就不想來。” 巴州區扶貧移民局副局長楊德營說。盡管歷屆黨政班子都很重視巴州區的基礎設施尤其是道路建設,但因為本級財力有限,加之沒有得到國傢貧困縣的政策惠顧,目前還有不少鄉村道路依然需要整修。現在巴州區的財政收入與以前比雖然有瞭不小的增幅,但當地一些幹部依然認為巴州區摘掉國貧縣的帽子過早,至於當時為什麼要摘帽,他們卻不願深談。有的幹部揶揄道:“可能是因為巴州是區吧,有人認為不是縣,而城區經濟應該很發達。”還有人認為,可能與當時某些領導所持有的政績觀有關系。但不管是什麼原因,摘掉國貧縣帽子後的巴州區在享受國傢扶貧政策上吃瞭不少虧,得到的實惠比周圍的國貧縣少瞭許多。“比如,村道建設,國貧縣國傢每公裡補貼35萬元,而巴州區是省貧縣,隻補助10萬元;貧困縣有以工代賑項目,而巴州區沒有;國傢有的項目如果落到巴州區,配套的標準就比較高,而巴州區的本級財政很有限,拿不出那麼多配套資金。” 邵瑜說。據楊德營透露,區裡一些鄉鎮村為瞭修路隻好采用借債的方式來完成配套資金的匹配,從而使得這些鄉鎮村“修路一條,負債一方”。從輸血到造血青瓦白墻,一棟棟富有川東北民居特色的磚瓦房錯落有致,蜿蜒的水泥村道在大山裡延伸……這是2012年4月5日下午,記者在巴州區九鎮鄉鐘山寨村見到的情景。但3年前,這裡卻是泥巴路和土坯房。鐘山寨村是九鎮鄉列入巴州區上八廟—青木連片扶貧開發試點項目中的3個試點村中的一個。上八廟—青木連片扶貧開發試點項目是四川省僅有的兩個老區連片扶貧開發試點項目之一。這個片區包括5個鄉鎮,23個行政村,161個村民小組,9633農戶,36487人,89平方公裡。九鎮鄉黨委書記詹楚昭自豪地給記者介紹道,“以前扶貧到村的模式,一村一產品,形成不瞭氣候,做不大產業。後來我們這裡通過連片扶貧不但解決瞭斷頭路問題,還做大瞭特色產業,農民有瞭長久穩定的收成。富裕起來的農民根據區住建部門的設計、自己選定房型和外墻顏色蓋起瞭新房。”如今,在上八廟—青木連片扶貧開發片區,建成瞭以核桃為主的優質幹果基地9400畝,蘆筍、竹筍、蓮藕基地1.3萬畝,養殖巴山土雞50萬隻……特色產業已經基本形成規模。“已經過去3年,該驗收瞭,扶貧資金和自籌資金實際投入瞭2.8億元。” 邵瑜很有底氣地說,片區裡的9324名貧困人口脫貧瞭,人均純收入由2008年的2282元增加到瞭現在的5045元。如何擺脫僅僅依靠政策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換,這是巴州區的決策者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上八廟—青木連片扶貧開發片區的發展模式就是造血式扶貧的縮影。依托現有獨具特色的農業資源,用政策引導農民做大產業獲取可持續的收益已經成為巴州區上下的共識。“對於巴州區的實際情況,省裡給瞭很多關心。”邵瑜說,四川省出臺瞭加快建設老區的決定,省長蔣巨峰專門召開會議研究如何加快老區扶貧步伐,2009年巴州區被列入老區連片扶貧開發試點區。巴州區一方面爭取上級的扶貧政策為自己輸血,另一方面也在強化自身的造血功能。“扶貧到戶隻能解決貧困戶基本的生活,扶貧到村也隻能讓其脫貧,而連片扶貧開發解決是一個片區裡貧困戶致富的問題,重點在於開發,這更上一個層次,實現地方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產業發展、新村建設同步推進。” 楊德營說。3年前,巴州區扶貧移民局的工作人員來到上八廟—青木連片扶貧開發試點區,結合市場和當地的傳統產業,做出規劃,引導當地農民種植經濟作物。九鎮鄉列入試點區域的3個村適合種核桃、川明參,僅鐘山寨村的農民就種瞭川明參700畝,核桃1000多畝。詹楚昭告訴記者,2009年,農戶在政府的引導下種瞭核桃,以市場價來計算,1畝核桃有1萬元的收成。5年後核桃進入豐產期,此後幾十年就會給當地農民種植戶帶來穩定可觀的收入,核桃樹下可以種花生、土豆;而核桃樹成林後,樹林裡還可以放養土雞,這又給農民增加瞭一份收入。詹楚昭說:“以前種小麥、木瓜,收益少,每戶農民一年的收入達不到一千元。而現在種瞭附加值高的經濟作物,農民每年的收入不但穩定,而且遠遠超過國傢制定的貧困標準,不但脫瞭貧,還致瞭富。”強化造血功能“要扶貧,首先得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道路。” 索國榮指著上八廟—青木連片扶貧開發區域裡的一條環線水泥公路對記者說,“這條路把這個區域內的5個鄉鎮串聯起來瞭,一直通到巴中市目前唯一與外界聯通的高速廣巴高速,直接通到成都。”“要想富,先修路”,對於制約巴州區發展的交通瓶頸問題,當地的決策者們有著清醒的認識。但由於巴州區不是國貧縣,修路的國傢補助少,而自身財力有限,怎麼辦?於是巴州區把各類涉農資金進行整合,統一計劃,集中投入,光利用村建工程項目就整合資金1045萬元。“這樣減少瞭部門行為的隨意性,有效解決瞭扶貧投入不足的問題。”邵瑜告訴記者。5年來,巴州區共新修、整治村社公路822.4公裡。“交通的改善,引來瞭投資業主,做大農業產業就有瞭保障,鄉親們每年就有瞭穩定的收入,對於脫離貧困,他們就有瞭底氣。因為現在農村的很多青壯年都出去打工,留下老弱病殘,要做大產業,隻有靠業主來帶動。”上八廟鎮黨委書記汪東深有感觸地說。王維是上八廟鎮登文村引進的種植蘆筍的業主。“因為在這裡投資可以享受扶貧政策的扶持,而且與外界聯系的道路不錯,很順暢。”他告訴記者,他在2010年來到上八廟,自己的資金加上政府支持的20多萬元,前期一共投入瞭200萬元種蘆筍。登文村有60戶人傢共300多人把120.8畝地租給瞭他,他每年按照1畝地500斤黃谷的市場價給租地農民結算租金,去年1斤黃谷的市場價是1.2元/斤,光租金他就給鄉親們付瞭60多萬元。上八廟鄉的農民種瞭2800多畝蘆筍,王維按照每斤5元的保底價進行收購,農民1畝地產蘆葦750—1000斤,1年能收入5000元左右。用政策引導社會資金參與扶貧是巴州區的又一個思路,5年來共引進業主213傢,共投入資金2.86億元。“這有效彌補瞭扶貧資金的不足。”索國榮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5年來巴州區還對6800名貧困農民進行瞭勞動技能培訓,輸出農民工人的年平均勞務收入由2006年的5420元增加到2010年的8643元。通過培訓培養出瞭“土專傢”、“田狀元”3萬多人、種植大戶近萬人。“農民有瞭技能,就能在脫貧致富的道路上走得又快又好。”索國榮對巴州區的扶貧前景充滿信心。扶貧:求解“官念”方程文_本刊記者 葉茂中國的扶貧攻堅始於改革開放後,至今已將1人1天1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減少瞭5億多,這個成就令人矚目。“政府主導、全社會參與”被認為是中國扶貧的一大特色,政府的主導發揮瞭不少制度的優越性。然而,認真觀察中國的扶貧體制和扶貧實踐,會發現在眾多扶貧工作亟待攻堅的環節上,人的因素極為關鍵。在我國扶貧工作“政府主導”的大背景下,基層政府官員的觀念更是對整個扶貧工作舉足輕重。面對又一輪的10年扶貧攻堅,“官念”如何再解放、再實事求是,需要我們去探索、求得“正解”。“官念”一:先讓思維“富”起來2012年4月12日,經歷瞭4個多小時的顛簸,記者終於站在雅安市漢源縣梨園鄉大地村的果林外,山上的樹木隱約呈現出紅黃的顏色。典型的高原式陽光穿透薄霧灑在高山上,映照出樹葉的金黃。據介紹,這是全省最具規模的果樹種植區之一,每年卻有大量蘋果積壓;這裡人均果園面積3畝以上,年人均收入卻隻有1800元,遠低於其他地區;種瞭七八年果樹的農民,所依賴的主要技術支持還隻是縣農科所不定期的“下鄉科技扶貧”,靠的是鄉政府的上門宣傳。梨園鄉黨委書記黃學文一臉無奈:我們的果農不懂科技、沒有商業包裝,大傢沒想過什麼時候能用上自己的牌子,總覺得不現實,自己的蘋果卻隻能廉價地充當別人的後備貨源。“果農們倒是很淳樸,就想著明年能不能多聯系商販進山來拉蘋果。為什麼要‘等’商販進山來?為什麼一直沒人計算一下一車上等蘋果和三車下等蘋果的收益有什麼不同?”常年駐紮在漢源的雅安市扶貧移民局局長餘剛平告訴記者,漢源除瞭盛產花椒外,山區裡蘋果、梨、櫻桃、黃果柑等四季的鮮果不斷,然而轉化成經濟效益的能力卻很低。“當地官員的問題是,想不想、能不能‘帶領’百姓致富?”餘剛平說,“有的官員根本沒有這個意識,有的官員關於現代商貿知識、市場的思維根本就沒有。幾十年來一個地方的基層官員想法幾乎沒有變過,仿佛一潭死水,常常造成一些資源有優勢、出產豐富的地方因為處在產業鏈的末端而長期貧困。”不少長期致力於基層扶貧工作的官員清醒地看到,基層幹部思維和觀念上的“貧瘠”,嚴重程度有時“勝於土地的貧瘠”。他們缺乏帶路人的靈活思維,即便有資金、有科技、有專傢,仍然難以應用和發揮。對於這樣的地方,餘剛平認為,“扶智”首先靠官員的“頭腦風暴”,從管理的角度給官員“扶智”,先讓頭腦“富”起來再說,然後再來操作資金和項目。最近中央對於基層幹部“扶智”工作的重視也在逐步加強。2011年11月15日,《中央組織部關於加強和改進基層幹部教育培訓工作的意見》出臺,規定縣直機關、鄉鎮幹部每年參加各類學習培訓的時間累計一般不少於100學時或12天,其他幹部一般不少於40學時或5天。餘剛平透露,對於基層幹部學習這樣硬性的文件規定,傳遞著基層幹部作為領頭羊,帶動群眾的觀念已不得不改進的強烈信號。“官念”二:拿錢,不隻是吃飯事實上,除瞭專項的扶貧資金扶持,國傢財政還通過轉移支付,大力扶持貧困地區的地方財政和經濟發展。國務院總理溫傢寶在2011年11月29日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稱,中央和地方財政安排的扶貧資金,從2001年的127.5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349.3億元,10年累計達到2043.8億元。根據《2010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預算表》,全口徑的扶貧資金要更多,總數為423.49億元,其中的大項是用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生產發展等項目。這隻是各級財政發放的扶貧資金,事實上,近年來由於財政體制的微調,中央財政更多的是進行補貼,比如糧食直補,農業教育社保等方面專項補貼等等,中央財政以轉移支付的方式給予中西部貧困地區的支持也是大幅增加。據一名從事扶貧工作的知情人士稱,有的區縣所拿到的資金扶持早已超過瞭其財政收入,但是財政轉移支付是否能真正全部用於扶貧工作呢?山西省壺關縣政協主席李彥忠通過調查發現,由於貧困縣財政供養人員數量與有限的財力形成極大的反差,在“一保吃飯,二要建設”的財政支出原則下,常常使經費支出優先放在公務建設和消費上,而農村教育、公共衛生、基礎建設、社會保障等各項支出,就顯得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原國傢總理朱鎔基曾把龐大而冗餘的政府機關稱為“吃飯財政”。編制多、人多,人浮於事,導致效率低下,互相推諉,並容易滋生腐敗。李彥忠認為,有不少地方財政收入幾千萬元時是“吃飯財政”,當財政收入達幾億元時仍然是“吃飯財政”,政府編制一超再超,許多百姓期待的事還是做不成。在他以國傢級貧困縣山西省壺關縣為例的調查中發現,財政支出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費,其次是經濟建設費,而民生領域的文教、科學、衛生、社會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扶貧要扶志”李彥忠強調,基層幹部積極進取的精神面貌以及使命感應該得以重塑。其次,在機制建設上,如何使過長的管理流程、超載的人員都“簡潔”起來,也是不得不思考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汪三貴認為,我國扶貧工作不理想的深層原因是政府在管理和操作扶貧資源工作中,冗餘的中間環節過多。如何杜絕扶貧資金首先被體制內消耗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官念”三:不折騰、保民生“俗話說得好:不怕窮,就怕越窮越折騰。對於一些無法爭取到‘重點縣’和‘特困片區’的地區來說,資金和項目都難以到位,然而一些占有扶貧資源的地方卻把資金用來瞎折騰。”餘剛平對記者說,貧困縣之所以貧困,一方面可能是受自然條件限制,另一方面也與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和亂作為有關。2011年9月份,一個國傢級貧困縣的新聞登上瞭各大報紙。甘肅武威市古浪縣花掉500萬元,將重369噸的被當地人稱為“神石”的“甘州石”,從古浪峽搬到9公裡外的金三角廣場作為所謂“城標”。一路上,由警車鳴笛開道,不少人放鞭炮、燒紙錢迎接。要眼球效果,還是要民生?這是一個問題。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認為,這樣的瞎折騰背後折射出的是官員的政績考量。有些官員傾向於將資源利用於易出政績的地方,不去觸碰“民生”這塊硬骨頭。另外,不少地方政府拿到扶貧資金款項後,用以投資工業大項目,拉動瞭區域經濟增長,往往單純強調經濟增長,瞄準效應不足,這實在曲解扶貧之意。而且該類項目往往難以輻射全縣,尤其是偏僻地區的貧困人群,甚至還會造成自然生態破壞,對貧困人群造成“二次傷害”。因此,在鄭風田看來,這樣的“官念”會造成“官富民窮”的局面,這樣一來,“經濟強縣”和“貧困縣”雙重帽子扣在一個縣頭上的怪現象就會發生。一些貧困縣,在省內經濟指標數一數二,然而“繁華”僅僅是縣城,農村仍然發展滯後。當地通過資源開發利用、引進技術的同時卻把當地居民的使用權隔離在外,財富分配制度不合理,多數民眾仍然難脫“貧困”。鄭風田說,扶貧工作的應有之義亟待理清和不斷重申。這是以促和諧、保民生為目的的工程,若偏離瞭民生軌道,得到的卻是與初衷相反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社會和諧和穩定都會進而受到影響。“官念”四:讓扶貧更廉潔最近,一些發自貧困縣的腐敗案件引起瞭不少人的註意。國傢級貧困縣宕昌縣原縣委書記王先民在2006至2010年在任期間,斂財1500餘萬元,號稱“日進萬金”,其中便有不少涉及扶貧的資金;“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的“三光書記”林龍飛出自國傢級貧困縣福建省周寧縣,在任期間賣官鬻爵,縣內腐敗成風,嚴重影響社會風氣。分析人士認為,一些為瞭爭到貧困縣帽子,不惜改動相關經濟指標、跑動關系、向主管官員行賄的地方官員,在拿到扶貧資金後也難以忽然“純潔”起來。縣域作為扶貧工作的最小載體,是否太過龐大?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主任、教授郎友興撰文指出,以縣作為扶貧的基本單位范圍過大,從縣級政府到貧困傢庭中間環節過長。作為千辛萬苦爭取來“帽子”的中間環節各部門,每一個環節都會有自己的利益訴求,資金“跑冒滴漏”的風險較大 。在缺乏有效監督機制的情況下,資金流通容易被環環設卡、層層剝離,最終到達貧困人群手中已經大打折扣。因此貧困縣曝出貪污腐敗的問題屢見不鮮。對於以“縣”為單位扶貧,將資金下放給縣財政的政策,鄭風田認為可以更“精準”一點,建立以村、戶為單位的扶貧制度。而郎友興則認為建立強有力的監管懲罰機制,對扶貧資金的使用實行嚴格審批、監管制度,從源頭到資金使用、結項嚴格管理,建立嚴格的懲罰機制更為重要。另外,還應建立動態評定標準,提高資源利用率,對納入扶貧政策的農戶,進行動態管理和評價,建立合理的退出機制,將寶貴的資源用到最需要的人群身上。扶貧是一門智慧學文_本刊記者 葉茂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到新世紀初,我國的扶貧工作已成為綜合治理貧困問題的系統工程。它的作用早已超出減貧摘帽,更發揮瞭促進社會穩定和協調發展的作用。目前,按照新一輪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扶貧開發攻堅戰正在向縱深推進。所謂縱深,是因為它涉及政府、社會、農村、群眾的各個參與體。怎樣形成“合力”,政府該如何作為,使之起到社會管理的“正效應”?記者采訪瞭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省扶貧外資項目管理中心主任王思鐵。記者:政府在整個扶貧工作格局中應是何角色?王思鐵(下稱“王”):我國的扶貧工作歷來是“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扶貧資金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全部來自中央財政撥款,此後則來源於中央財政、地方政府財政以及扶貧信貸。在這一扶貧模式中,政府的主導地位不僅僅體現在資金的來源,還體現在扶貧政策的指定與執行,資源的控制與決策方面。因此在實踐中,全局的資源配置需要政府的頂層設計。記者:我們在扶貧工作面臨的許多困局和亂象中,都可以看到基層官員“政績沖動”的影子,這與執政黨“執政為民”的理念無疑是相悖的,那麼應當怎樣抑制決策者的這種“政績沖動”?王:一些地方官員的“政績沖動”使得扶貧這一普惠工程的公平性大大受損,不少貧困地區老百姓實際上沒有享受到它的惠澤。我們除瞭在意識上要提倡以長遠的、科學的、可持續性的發展觀來規劃扶貧工作,還要在完善激勵約束機制上有新的舉措。在新一輪扶貧開發綱要中,我們將實行“五掛鉤”制度(扶貧開發與農民增收、經濟發展、評先評優、效能考核、幹部使用掛鉤),在這樣的要求下,幹部若為瞭政績,不摘帽、裝貧、造貧,搞形象工程,反而自己得不到提拔和重用。這樣,制度就更有力。記者:目前國傢重點扶貧對象的遴選機制存在哪些問題,應怎樣再進一步改進?王:中央決定,將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國傢扶貧標準,在這一標準下,勢必更多低收入人口將被納入扶貧范圍。然而,目前國傢的重點扶貧對象僅包括國傢重點縣、特困片區、多村連片集合體以及其他貧困群體,這樣一來,誰能進入國傢的扶貧重點“視野”成為公平性問題。雖然,國傢重點扶貧的原則是“先難後易”,最貧困的最先重點扶持,然而10年一輪的時間對於不少地方來說“政策空缺”太長,可考慮縮短為5年變更一次名單。另外,我們也在思考深入到貧困村莊和具體的農戶,使扶貧的“識別機制”更精準。另外,國傢重點扶貧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可以跟幹部考核掛鉤,解決貧困縣名單“隻進不出”的問題。當然,任何國傢都不能說可以由政府完全“包攬”貧困問題,無論是專項扶貧、還是行業扶貧,都需要形成多層面、多主體的分級機制,對口進行幫扶。記者:由於政府大包大攬過多,在傳統扶貧項目的實施與管理之中,貧困群眾一直處於被動狀態,依賴政府的思想嚴重。應該怎樣提升群眾的“話語權”?王:過去,扶貧沒有把貧困者當成脫貧的主體而是把他們當作脫貧的對象,在整個扶貧過程中,扶貧者很少與貧困者溝通、交流。群眾要麼缺乏扶貧惠顧,要麼被政策強加於身,無法參與扶貧工程的決策制定。現在我們倡導“參與式扶貧”,把貧困者放在反貧困的主體位置上,充分尊重貧困群眾在項目選擇、實施和管理過程中的知情權、選擇權、決策權、監督權和管理權。總的來說,就是讓老百姓有權“說話、做事”。借助於外部的幫助,困難群眾可以選擇發展項目、制訂發展計劃,並參與計劃的執行和項目的實施管理,包括項目設計、項目決策、項目實施、項目監督等全部項目工作都是扶貧對象“自己的事”。“參與式扶貧”主要是尋求“政府引導、群眾參與、市場調節”的最佳結合點,使貧困村群眾在參與項目的過程中培養“自願脫貧、我要脫貧”的意識,逐步提高其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能力,變“要我做”為“我要做”。同時,“參與式扶貧”還能使扶貧項目、資金更加透明化,從源頭上堵塞瞭扶貧資金被截留、挪用等現象的發生,農民得到瞭實惠,幹部得到瞭保護。記者:關於國傢下撥給基層的扶貧資金,在使用上具體應有哪些原則?王:中央財政綜合扶貧投入,包括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農村低保等保障民生政策、支持農業生產政策等7個方面。在2011年投入的1618億元裡,有619億元用於支持農村貧困地區發展的農業生產,有566億元直接用於改善民生的投入。可以看出國傢的“可持續發展”思路,即以“開發”的思維來做“扶貧”的工作,突出可再生、可再造的長遠視角。因此,基層在運用資金、項目時,也需按照“規劃先行”的思路,制定計劃,杜絕隨意性、浪費性使用。具體操作上,是“規劃引導資金,資金跟著市場走”,既保證瞭政府的規劃意圖,又激活市場、優化地配置瞭資源。記者:要使重點扶貧的名單準入取得公平性,要使各個扶貧項目、資金都周轉正常,真正用於貧困人群,必然應當讓扶貧工作置於陽光之下。那麼,具體有哪些監管措施?王:總的來說,要陽光化,就是扶貧工作要實現“公告、公示、公開”的“三公”,要經過“三公”之後才能成為決策。2011年11月,財政部、國傢發改委、國務院扶貧辦發佈瞭修訂後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辦法》,不僅就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的管理、投向、使用效益作瞭一些新規定,還增加瞭公告公示制度的要求。在新的辦法中,明確瞭市、縣兩級業務部門的監管方式。扶貧資金依法管理、分級負責、全過程全方位監管、專款專用和效益等5大原則也被要求用於資金的分配、撥付、管理和使用的各個環節。在監督主體上,將由扶貧機構內部監管和紀檢監察外部監管相結合,上級監管和群眾監管相結合。另外,我們還有較為健全的“投訴人機制”,保持投訴渠道通暢。記者:現實生活中,一些地方發生群體性事件也是因為長期貧困、拆遷或移民中相關利益受損而造成。怎樣看待扶貧工作在社會管理中的重要性?王:當下,“社會管理創新”已經成為大傢關心的一個熱門話題。對於“社會管理”的理解,各國自有各不相同的特點。扶貧工作,現在已經形成瞭“大扶貧”的概念,即政府和各個社會團體都要參與到扶貧工作中來,在整個社會系統中實現協調運轉、有效扶持。因此,扶貧工作的組織、指揮、監督和調節也是一種“社會管理”。作為社會管理的一種,扶貧說到底也是對人的管理和服務。這就要求我們的管理要適應變化,不斷創新。不同地區因其不同的資源情況,要實施不同管理。比如“產業再造”,在富礦、富農地區要提,而資源枯竭地就不能一味要求,這樣勢必引起空殼的“面子工程”。同時,要註重社會公正,它的核心是機會均等:同樣的錢、項目和載體。一個社會給個體發展的機會越是平等,公眾對社會差異就越能表示認同。反過來看,在社會差異容忍度大的社會,更多的人生活在不斷能得到改善的希望之中,發展的動力就越強,社會發展處於正效應,反之則處於負效應。我們也正在轉變思路,在扶貧工作的細節中加入管理的智慧。在新一輪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中,“實行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扶貧開發工作責任制”,按“任務到縣、村為單元、分批實施、竣工驗收”要求落實責任,“把扶貧開發工作成效作為衡量貧困地區各級幹部政績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據”等規定也體現瞭中央對扶貧工作管理上的更高要求。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2-10-25/1472085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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